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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电子屏幕曝光“老赖”是好办法吗?

作者: admin 来源: 未知 时间: 2019-11-16 阅读:

  现实当中,部分拖欠他人债款的企业与个人,经法院判决还钱之后,不单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而且通过隐匿自己的财产或行踪,规避法院执行判决。对于这样的“老赖”,法院在公共场所将其照片与个人信息曝光,有利于通过发动群众举报发现其财产与行踪线索,从而有利于相关生效法律文书依法得到执行,切实维护相关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这些“老赖”拖欠债款隐匿财产与行踪之后,还可能会继续与其他公民发生债务关系,并像以前一样实施拖欠欠款行为。其他的公民如果不了解相关信息,很可能会同样遭受经济损失。而像长沙市中院这样在公共场所曝光“老赖”的照片与个人信息,则有利于促使更多的民众提高防范意识,避免因为与这些“老赖”发生债务关系而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一些企业与个人所以会欠债不还,成为“老赖”,其违法行为的成本不够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像长沙市中院这样在公共场所曝光“老赖”的照片与个人信息,会令其以后不单在借款方面,而且开展各种生产经营等活动都会受到阻碍,从而有利于形成“让失信者处处受限、寸步难行”的氛围,大幅提高欠债不还违法行为的成本,减少欠债不还违法行为的再发生。

  对于长沙市中院在公共场所曝光“老赖”照片与个人信息,有网友认为此种做法有损“老赖”的隐私权。其实,公民的隐私权是指公民应当依法受到保护的个人相关信息,而“老赖”不单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而且隐匿财产与行踪规避法院执行,这样的“个人信息”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律应该保护的范围。而且,如果对“老赖”的这种“个人信息”予以保护,必定不利于公共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所以,像长沙市中院这样在公共场所曝光“老赖”的照片与个人信息,谈不上损害“老赖”的隐私权。此种对“老赖”的公开曝光行为,曝光得好,且有必要在全国更多的地方推行。 (魏文彪)

  这些于“羞辱墙”的“上榜者”,尽管存在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隐匿行踪拒不接受法院传唤而规避执行等情形,但他们只是逃避经济责任的“老赖”,并非十恶不赦的罪犯;即便他们有违法犯罪表现,但在起诉宣判之前,他们仍属中国公民,公民享有自由人权或人格尊严权不被强权侵犯的权利。《宪法》第38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长沙法院为“老赖”设“羞辱墙”,随意公开个人信息,似有对公民人格尊严侵犯之嫌。

  或许我们要明白当地法院的苦衷:法院传唤找不到人,法律文书生效偏偏难以执行,当事人销声匿迹无影无踪,法院判决迟迟不能结案……法院也是窝了一肚子无名火气无处发泄,于是在迫不得已之下采取“羞辱墙”的极端方式,给“老赖”们施加压力,达到结案目的。固然,这种极端方式或多或少会让那些“老赖”感到一种道义上的高压,事实上,“羞辱墙”也发挥了立竿见影的作用,负责管理电子屏幕的广告商高讯传媒公司负责人说,“我们已经撤下了一家公司和两名个人的信息,因为他们联系了法院支付了欠款。”然而,这种方式只能对一部分手中有钱故意耍赖不愿还钱又在乎自身名誉的人起作用,对虽手中有钱但蓄意耍赖到底完全不在乎名誉的人,以及那些濒临破产或完全负债“死猪不怕开水烫”者,根本不起作用。不仅如此,法院虽然逞一时之快,将“老赖”的个人信息悉数公之于众,但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香港白小姐彩报,人一旦脸面尽失,有可能变得更加疯狂或“不要脸”,“老赖”们感觉被社会抛弃,破罐子破摔,成为社会更大的负担;而身为执法机构的法院却如此行事,不仅对公职机关引发“破窗效应”,而且也给公众以不良暗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违背法律法规。

  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行政作为坚守法治精神是最基本的要求,假如这道防线失守,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无法估量。从法院已经生效案件执行难乃至法院设“羞辱墙”来看,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公职机关或是社会团体,我们这个社会重塑诚信意识、责任意识与法治信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涂启智)

  早在2013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并实施了《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该制度对失信被执行人给予信用惩戒,赋予法院借助舆论、运用道德力量对违法者进行良心谴责的权力,《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也确立了舆论曝光的法律依据。然而,曝光什么内容?曝光在什么场所?曝光到什么程度?曝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法律缺乏进一步的细化和标准。

  现实生活中,有长沙中院将“老赖”们的信息曝光到火车站的大屏幕的,包括身份证信息、个人照片一并曝光的,也有一些地方法院仅在报纸上曝光名单。在福州市,曝光“老赖”的范围更广,当地法院除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以及互联网等媒体外,还将逐步开始对广大农村和其他无条件接触这些媒体的群众展开曝光。南京法院曝光“老赖”名单,上了地铁和几条主要公交线路等等。给人的感觉就是法律规定之下的各地法院“各自为政”、莫衷一是,这样曝也行,那样曝也可,曝多大范围、什么尺度似乎也无所谓,最终的结果就是五花八门。比如说,在南京的“老赖”们“待遇”可能相对“好”点,没有放在人流更密集的“火车站”,也没有曝“照片”。而在长沙的“老赖”可能很“不幸”,不仅身份证号码给曝了出来,还有个人形象和照片。有的地方曝了三五天就停止了,有的地方曝了好几个月也不撤销等等。不同的“曝光标准”显然是不公平的,最终影响法律权威。

  我们都知道,司法和执法机关的权力在于“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可行”,公权机关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须纳入法律框架之内,当然包括具体公权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法院在所谓的“依法曝光”“老赖”上,必须拿出具体的法律依据,必须有“曝光在什么地点、曝光什么内容”的法律依据,而不仅仅是一纸内部决定或通知。法律本身应该精细化,就和执行他人的财产一样,应该“丁是丁卯是卯”,譬如犯了什么罪,量多长时间刑是基本固定的尺度,而不是曝光在地铁也可,曝光在街头也行,曝光照片与否看法院的“心情”,在执行上如此随意。曝光“老赖”的法律依据不能精细化、具体化,必然产生诸多质疑和争议,也极有可能因为“标准不一”给当事人个人和家庭造成额外的伤害。在公民社会,法律执行不能一味强调效率和成果,还必须同样考虑公权者的操守、公权伦理,以及必不可少的公民权利的保障。“老赖”固然可恨,但公权者如果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话,给公民和社会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大,也会让人反感和恐惧。

  任何时候,法律必须将公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法律的本职,也是公权力必须有的接受法律制约的自觉。各地法院曝光“老赖”时的标准随意,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可能触犯公民私权利的底线,有可能自身也违法。因此,尽快修订和细化法律,将曝光“老赖”的“具体执行标准”依法明确,已势在必行。 (毕晓哲)

  最高法《规定》的颁布实施,似乎解决了“老赖黑名单”的合法性问题;可问题是,曝光“老赖黑名单”能有多大效果?当然,对于部分好面子、在意企业声誉的人,被列入最高法的“失信黑名单”,怎么说也是巨大打击,因此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此前有数据显示,《规定》实施1个月,全国便有1045名失信被执行人慑于“失信黑名单”,而配合法院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另据一些地方法院统计,有约20%的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义务。

  但要据此而以为曝光“失信黑名单”,“老赖”就无所遁形了,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那些道德不佳、一心想赖账的人来说,即便曝光其个人信息,使其原形毕露,恐怕并不能奏效。有网友就说了,既然是“老赖”,脸面已是极其次要的了,还怕羞?要不然,何以《规定》实施两年来,“老赖”依然居高不下。

  从《规定》的设计来看,法院的“建库”,以及后续的曝光行为,显然只是惩治“老赖”的初始环节。关键在于涉及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的关联部门,是否参照这个“黑名单”,而形成对“老赖”的“围剿”之势。

  个人或企业诚信观念的树立,显然不能仅指望道德规劝。只有让“看得见的手”,把“老赖”这些“坏孩子”清出场,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正义方可得到伸张,社会的诚信体系才能得以修复与维护。倘若无其他关联部门的支持,仅仅靠法院曝光“黑名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是一种“道德规劝”。仅有这样的道德压力,又怎能叫“老赖”乖乖就范?(钟飞兴)

  由于拖欠欠款,长沙中级法院在公共广场曝光了拖欠欠款的50名个人和4家企业法人的照片和个人信息,火车站巨型电子屏幕成了一面公开的“羞辱墙”。这些人和企业上榜的原因是他们存在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隐匿行踪拒不接受法院传唤而规避执行等情形。(1月26日《沈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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